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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人员和招聘人员称，COVID-19可能是推动在日本和韩国留住更多女性劳动力，并使她们的家庭拥有新的灵活工作安排的转折点。
该流行病严重打击了全球女性的职业，研究发现，她们更可能在受COVID-19严重影响的行业工作，并且承担的无薪育儿和杂务比男性更多。
但是在日本和韩国，员工经常承受长时间工作的压力，并有因过度劳累而死亡的报告，工作中更加灵活的工作可能会使女性重新考虑辞职以建立家庭。
“如果给妇女这样的选择（灵活工作），她们很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日本两胎之母长野恭子说。她在当地公司工作，现在经营自己的教育和旅游业务。
她在东京通过电话告诉汤森路透基金会说：“这将产生积极影响。妇女将更容易拥有家庭。”
近年来，日本和韩国一直在推动更多女性留在劳动力大军中，因为这两个亚洲国家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低出生率的困境。
但是在两个落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工作场所的性别差距仍然是一个挑战。
在世界经济论坛的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中，日本在153个国家中排名第121，而韩国则排名第108，在妇女的经济参与和政治赋权方面均得分不高。
在未能在2020年底之前实现政治和商业女性领导人30％的目标的一半之后，日本在12月通过了新的性别平等五年计划。
与此同时，韩国在先进国家中的性别工资差距最高，到2019年为32.5％，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Anu Madgavkar说：“女工常常因为公司工作缺乏灵活性而受阻，而且由于无偿护理工作而面临的'时间贫困'不成比例地落在了他们的肩上。”
全球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研究机构MGI的合伙人马达格夫卡女士补充说，女性可能会受益于在办公室和家庭之间分配工作日的混合工作模式，即使在大流行之后，这种工作模式仍将持续。
她说：“这意味着女性可以减少通勤时间，并在管理与护理相关的工作上获得更多的灵活性。”
远程办公在亚洲部分地区的普及很慢，因此一直非常重视在办公室中的办公，直到冠状病毒迫使公司重新考虑传统办公室。
过去，许多日本公司一直抵制家庭劳动，其浓厚的工作文化导致员工因工作时间过长而自杀或中风而导致的“劳事”现象或劳累过度死亡。
但是，通过招募公司RGF Professional Recruitment对亚洲3000多家公司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在日本接受调查的公司中，约有80％表示将在COVID-19之后继续开展灵活的工作。
RGF驻日本董事总经理本杰明·科尔迪耶（Benjamin Cordier）表示，此举可能会阻止企业推广“传统上夸耀的加班文化”，而将重点放在产出上，而不是花费在使女性处于不利地位的工作上。
Cordier先生补充说：“这种调整也破坏了公司对工作绩效的评估方式，这可能会为工作场所的男女提供平等的竞争环境。”
总部位于首尔的JAC Recruitment Korea负责人Yuichiro Tsuchiyama表示，在韩国，COVID-19意味着工作文化“逐渐改变”，而对工人的表现主义偏爱逐渐减少。
9月，在主要企业集团韩国雇主联合会（Korea Employers Federation）进行调查的100家韩国顶尖企业中，超过半数的企业表示，在大流行之后，他们将扩大在家工作计划。
在日本，科技巨头富士通，电子产品制造商日立和视频游戏公司Square Enix等公司已经宣布，它们将提供远程办公作为一种永久选择。
富士通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在日本，男人在养育孩子和做家务方面一直起着较慢的作用，灵活的工作方式的引入创造了男人可以做更多贡献的环境。”
但是，远程工作可能是喜忧参半。
英国肯特大学的工作与生活平衡问题韩国专家钟熙中（Heejung Chung）发表研究表明，该研究有助于提高女性在劳动力中的参与度。
钟女士说：“灵活的工作和界限的模糊化也可能导致更多的工作，一直在工作，并且界限模糊的是工作和其他生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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