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
日本从传统工艺品到现代制造业的各种生活家电，汽车，建筑等等，其制作精美，功夫细腻，巨细靡遗，故障率极低，可以说是举世有目共睹，为人欣羨，日本自己亦颇为自豪。日本工匠赢得世人尊敬的成就，很多人包括日本人自己，归因为日本工匠精神或职人伦理（现在日文多用“职人气质”一词），认为日本工匠做事全副精神投入，认真仔细，无论大事小事，一丝不苟，遇到难题，契而不舍，精益求精，这才是日本工艺品制造业傲视全球的精神基础。
来过日本，就算只是走马看花，大概也能立即观察到日本人做事谨慎认真，服务到位，即使在服务业也很有“职人气质”。我自己在日本2012年买了一间快四十年的老房子，需要全部翻新，找来两位木工（日本称之“大工”），从拆内部装潢到重新装订地板，隔间，天花板，厨具等等，不但速度不慢，在短短两个月内就大功告成，做工细腻，还能按照我交代的设计逐一完成，而且，时常与我讨论如何能做的更好或试图正确理解我心目中的设计到底为何，因此，结果与我想象的一模一样。还有，每天几乎都不看手表，通常做到他们自己订立的进度以后，才下班回家。因此，我对日本匠人有相当不短的时间，在非常近距离的观察，同时与他们还有若干互动。
不过要了解日本的工匠精神与工艺品，必须要回到历史上进行理解，而不是泛泛地高谈精神至上。今天日本传统工艺品现代制造业，并不是自古以来，便是如此高明精细，在东亚诸国里，毋宁是有些落后。以工艺技术来说，在16世纪末，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以前，日本并没有瓷器制造的技术，亦即是没有日本本土的瓷器生产，而是绑架了许多朝鲜瓷器工匠到日本以后，日本本土的瓷器业才突如其然，犹如雨后春笋地发展。从江户时期到今日，著名的伊万里烧或有田烧瓷器，就是朝鲜工匠李参平开创而出的传统，李参平因此还有“陶祖”的美誉，今天在九州佐贺县有田这地方，每年5月4日还有“陶祖祭”纪念李参平，没有因为李参平是朝鲜人而数典忘祖。
朝鲜工匠对日本传统工艺产业的贡献，不仅仅在瓷器一项，连陶器亦有不少影响，过去长州藩（今山口县荻）的荻烧与旧萨摩藩（今鹿儿岛县鹿儿岛市）的萨摩烧等等，都是始于被绑架到日本的朝鲜工匠手里。同理，日本江户印刷技术突飞猛进，亦发祥于16世纪末，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从朝鲜掠夺很多书籍，印刷器具，印刷活字，全部掠夺带回日本，之后，陆续翻印朝鲜朱子学书籍以及中国史书，开启偃武扬文的时代，才有后来江户时期，学术文化大盛，学者文人辈出，因此，对书籍有大量的需求，转而引导出为数众多精美大气的印刷。
其实，只要到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走马看花，可以不难察觉中国传统工艺，不但不逊色于日本，事实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与日本在江户时期以前的工艺品相较，日本工艺品多数其实不足观也，就是远远比不上中国的工艺品，除了少数几个领域里，比如刀，漆器，佛像，扇子，界画等等，日本确实有其擅长，北宋欧阳修还因此写过《日本刀歌》，如此赞颂日本刀：“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鍮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尽管如此，从17世纪伊始的江户时期起，日本工艺品的水准，在各方面便急起直追中国，甚至超越中国，刚刚上面提到的瓷器业与印刷业，到了18世纪末，日本的发展在不少方面已经推陈出新，比中国更为出色，书籍彩色印刷，精美细致，已经稀松平常，字体排版多样化，装订纸质皆属上乘，直追中国宋版，远远将明版清版抛在后头。而且，版权意识逐渐加强、有些书籍已经明确标示有“不许翻刻，千里必究“的字样，更有一些书商开始要求幕府介入版权纠纷。到了1842年，幕府已经有专人取缔盗版问题，难怪，一到明治初年，现代版权制度立即确立普及，很多书籍都有“版权免许（牌照）”四个字了！
另外，浮世绘印刷色彩鲜艳大胆，描绘细腻，题材丰富，从山水风景，市井街景，町人游女，到举世闻名葛飾北斎的《富嶽三十六景·第二十一景神奈川冲浪里》，此图对海浪的具体绘制，充满张力，极具恐怖感之余，人显得渺小脆弱，同时突出富士山的永恒之意，实为世界艺术史上的杰作。更何况，浮世绘非常普及，价格大众化，不是只有少数人才买得起，而是江户日本广大庶民日常的艺术娱乐。
再拿中国清代年画版画与日本浮世绘一比，高下立见，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正是下里巴人之于阳春白雪。当然，浮世绘的地位是全世界公认的，对19世纪的印象主义画派，特别是大画家克洛德·莫内有显著的影响。浮世绘中的大师葛飾北斎（1760-1849）在江户日本除了是一名画家，在江户日本社会的感觉里，基本上就是一名职人。一位伟大的职人。
日本的伊万里烧在17世纪开始出口到欧洲，到了18世纪，在欧洲非常受到欢迎，完全不在瓷器大本家－－中国之下，在技术上亦不输清代斗彩瓷，在画风上比斗彩高尚有格调，较为近似中国宋代院体画画风，又有日本桃山时期黄金华丽之气，别出心裁，令人刮目相看。到了今天，中国的瓷器与日本已经不是在同一个等级，日本依然是世界一流，中国的瓷器就是二三流而已。
因此，要了解今日日本传统工艺与制造业的成就，便要回到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7）。在江户时期，如同今日日本，所谓匠人，一般称之为“职人”，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江户时期以及今日日本，所谓职人，包含的职业范围远远大于中文的工匠，在江户时期，几乎可以说服务业与手工制造业，任何略有一技之长的人，都是职人。儘管在今天日本，职人的范围比较狭窄限定，但依旧比中文语境中的工匠宽广，除了制造业不少有现代技能的工人与拥有传统工艺技能都是职人，服务业中的传统技能，如寿司师傅与料理师傅或酿酒师，亦可以称之职人，他们往往亦以职人自许自律。
当然，在日文里，如果限定在工匠，通常就是以“匠”（读为takumi，たくみ），“匠”的发音takumi，乃是训读，非音读，与巧妙（巧み）的发音相同，因此“匠”就是“巧”。“匠人”亦可以称之“工匠” （读为koushou，こうしょう，这里便是音读），但是较为罕见。最平常的称呼还是职人。所以，工匠固然是职人，很多服务业里有技能或专门知识的人，亦是职人。这是日本最有意思，其实很独特的发展。所谓匠人传统，在欧洲的德国有，叫meister，在意大利亦有，称之为maestro，在英国则是craftsmanship的说法，但还是比较限定在手工业的范围内。总之，工匠传统与工匠精神，很多地方很多文化里都有，但却没有日本在江户时期，有”职人“这样的概念涵括工匠与服务业有技能的人。
因此，在日本所谓匠人精神，其实理解为职人精神更为合适周延贴切。所以，日本的职人精神或职人伦理，并不能等同其他地方其他文化的匠人精神，因为，一般所谓的匠人精神总是与基尔特／公会（guild）的会员精神与伦理有关，即使没有基尔特组织的地方如中国，还是在一个相对封闭有自己行规的环境里，发展而出的一套行为准则。而在江户日本，匠人精神就是职人精神，职人精神是日本社会里，各行各业都有的专业精神，其实就是非常现代的专业职业伦理。
因此，在江户日本，职人的概念与职人的伦理，呈现江户日本已经走上现代经济里专业化的职业性能与职业伦理，而不是欧洲中古世纪封闭的基尔特匠人精神。日本的匠人没有基尔特，虽然在江户时代以前，从平安时期到战国时期，日本的商人有近似欧洲中古世纪的工会，称之为“座”。这点很值得的注意，因为，商人的公会到了江户时期就没有了。
上述的发展对于后来日本资本主义的進一步演变与明治时期迅速的工业化，有极大的助益。比如，在江户时期，大多数的职人已经有相当固定明确的作息时间表，一年定期休假5次，再加上正月放假两周，中元普渡一周左右，每个月初一十五休息，每天早上八点开始工作，早休一回三十分钟，中午午饭时间一小时，下午午休一回三十分钟，傍晚六点结束，大约一日工作八小时，这样的作息时间已经与20世纪现代的作息时间一致。因此，在日本江户时期，职人工作的作息时间，实际上，与现代经济里的工作的作息时间已经趋同。
除此之外，江户以来职人，特别是匠人的技术传承，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带徒弟，徒弟实为低薪员工，长时间接受严格的训练，繁琐的打杂工作，但可以换取学习技艺的良机，等到习得技艺后，如果职人师傅会准许认可徒弟到外头开业，在日本叫“分暖帘”（暖簾分け），这是至今日本很多传统行业里，仍相当普遍的做法。
另一方面，在家里是“一子相传”，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儿子继承技术与家产，通常是长子，但也可以是其他的儿子，女婿，如果没有儿子女婿，或者儿子不长进，收养徒弟为养子来继承，亦非罕见。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秦代以后基本上就不可能，一，中国在秦汉以后，没有大宗制（可以简单理解为一子相传），只有诸子平分的小宗制，二，中国对血缘高度重视，不会以家业的传承高于血缘的传承。朝鲜亦然，所以，韩国现在亦无十几代的匠人家庭。
然而，在江户日本，“一子相传”在武士阶级与商人里虽是常态，在其他一般家庭并非如此，但在匠人家里却是主流。这样的继承方式非常有利资本累积与技术累积，这对社会的商业化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关键作用。这亦是今天为何日本传统技能行业，已经十几代的家业，依旧举手可得，比如，前述有田烧的始祖李参平一家的瓷器制造，已经传到第14代金平省平了。
值得深思的是，朝鲜人到了日本，在日本的政治社会制度下，便可以传承十几代，但在朝鲜半岛的北朝鲜或韩国则不可，这岂不令人深思？此亦是另一种意味的“橘逾淮为枳”。另外一点，日本匠人传承至今最多为十几代，比如在京都南禅寺边上米其林三颗星的瓢亭，今天当家是第十四代高桥英一，亦是源于江户初期，这其实就间接透露今日日本匠人传统源于江户时期的铁证！
日本匠人的一子相传制度，不但对日本现代经济发展贡献良多，同时亦是日本传统工艺技艺能延续至今的主因之一。其它原因，还有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统治阶级没有被下层阶级推翻清算，所谓明治维新，只是统治阶层里换另外一批人当家作主。正因为传统统治阶层延续至今，因而，他们对传统工艺，比如和服的需求，从未间断过，即使在二战后，西服更广为流行，已是常态，日本上层社会以及中产阶级仍有购买和服的习惯。举一反三，可以推知传统统治阶层的延续与传统工艺技艺延续的关联性。任何行业，包括传统工艺，不能没有市场没有客户。
除此之外，日本在江户时期，各地大名（诸侯）就纷纷接受日本第一大儒荻生徂徕的高徒太宰春台（1680-1747）在《经济录·拾遗》（1729）里，论证分工合作，积极发展产业，积极进行藩与藩之间的交易，可以“足国用，是为富国之术”的道理。因此，许多大名积极发展农业手工业，对职人的重视自然与此有关。到了明治维新以后，就转换成“殖产兴业”，积极推动实业，展开工业化，各式各样新旧匠人在此过程显得更重要，比如说，如果参观幕末明治初年的洋楼，很容发现有很多日本传统元素，原因是一时没有纯粹学习西方建筑的职人，都是以传统建筑及其相关行业职人为主，模仿西式建筑，因此，不免有不少日本特色。
不但政府重视新旧匠人，民间知识分子亦看到保存传统工艺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在大正15年（1926），由柳宗悦（1889-1961）发起所谓的“民艺运动”，积极收藏保护艺术史上不见传闻民间的工艺品，如陶瓷器，漆器，家具（特别是长野县松本地区的家具），竹制品等等。日本政府亦不落人后， 在战后昭和25年（1950）通过文化财保护法，第71条第2项就有“人间国宝”，支援保护认定的匠人／职人与团体，每位人间国宝可以接收日本政府每年日币200万（约12-13万人民币）的津贴，包含范围相当广泛，从传统音乐，舞蹈，歌舞伎，文乐，落语（日本相声）到陶艺，染织，漆艺，金工，木竹工，和纸等等。
所以，日本匠人或职人精神的维持，不是只靠精神，光靠精神委实不能持久，而是从民间到政府，在诸多方面的努力。总而言之，总归对日本传统的高度重视与由衷的尊重，才有延续不断的日本匠人传统。扩大来说，日本的职人概念，只要有一技之长，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职人，所以，今天日本各行各业，都敬业乐群，连扫厕所都有高度专业的“职人”精神，更不用说平时一般服务业服务的体贴细腻，如何的稀松平常。
因此，这样的日本社会，同时亦是一个人尽其才，尊重多样化，重视技能技术，真正行行出状元的社会，而不是传统中国社会在宋代以来，科举当道，文人横行，导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抑或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美娇娘”的轻视技术，崇拜文字文章的畸形社会。江户日本很多儒学学者认为中国自从秦代以后，每下愈况，距离圣人的国度越来越遥远，日本反而更像真正的中国，直追中国的三代。
在《周礼·冬官考工记》：“粤无鏄，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鏄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知得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这段说的太好了，简单说，文意就是从无到有，都是人的能力决定，这就是工，就是百工之事，同时亦是圣人之作。读完以后，相信可以理解为何江户时期日本儒者已经认为日本更中国，而中国不像中国了，因为日本比明清的中国更重视工艺，更重视匠人。今天目睹的日本职人传统，便是时代见证之一。
然而，中国从三代的”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到明清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再到后来的“要红不要专”，这一切不正是中国宋代以后，中国难有匠人传统与匠人精神的思想文化社会因素吗？这不是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政治与社会因素吗？中国在革命一百年后，今天的中国已经洗心革面了吗？在打倒旧社会以后，情况骤变了吗？还不是一个观念议论充斥，文人横行的社会，一个动辄大言不惭商业模式，市场导向云云的花言巧语，仍是一个不肯实心实业的浮躁社会。日本的职人精神实际上是既传统又现代，乃是日本自发地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维度与象征。我看日本匠人传统与匠人精神，故作如是想。
文章作者及来源：蔡孟翰/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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