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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nes Lee
崔女士很担心她身在朝鲜的妹妹。
她们上一次通话还是两个月前，妹妹听起来十分绝望。她说自己被囚禁、殴打，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折磨。她说她想逃走，想来韩国与崔女士团聚。
她说她会带上毒药，要是被抓就自杀。
63岁的崔女士已经是一个奶奶了，她有着棕色的大眼睛和一种冰冷的坚韧。对她来说，把余下的家人接到韩国就是余生最重要的事了。她是十年前逃到韩国的。自己的儿子也成功逃脱。还有妹妹的女儿，现在正在流光异彩的韩国首都首尔当一名理发师，住得离她不远。
崔女士渴望与她50岁的妹妹和还留在朝鲜的外甥团聚，妹妹做的是自家的裁缝生意。她想把他们接到安全的地方，让这个曾经以涉嫌帮助他人逃亡而将她的丈夫、妹夫和女婿逮捕的政府再也无法触及。他们被当作国家的敌人，后来再没人见过他们。
她说她会带上毒药，要是被抓就自杀。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崔女士等来了她期盼已久的消息。
当她打开公寓房门的时候，25岁的外甥女喊道：“我哥来电话了。他说：‘我们穿过了国界。我们在中国。弄辆车来。’”
崔女士开心极了。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朝鲜政府可能施加的报复，她要求在本文中只以姓氏相称。
但她和外甥女感到了一种新的焦虑。她们清楚地知道，前来韩国的路途漫长而险恶，因为她们自己曾经走过。
脱北者在离开朝鲜时往往会逃进中国。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命令下，国界有卫兵严守，他将试图逃离的人视作叛徒。
一旦进入了中国，脱北者就必须依靠收费无比高昂的蛇头来躲避中国的安保人员和朝鲜的特务。被捕或背叛可能导致坐牢甚至更糟的后果。
他们常常会去中国南部的边境，以寻求去往第三国的通路，通常是泰国。韩国政府会从第三国将脱北者送往首尔。
崔女士的妹妹是一名裁缝，她说如果在逃亡途中被抓到的话，她会服毒。这张图是根据最后一张已知的她的照片绘制的。 Agnes Lee
中国政府的态度让这段路途更加危险。尽管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已经恶化，但中国仍会按着朝鲜的意愿，把所有被发现的脱北者关押和遣返，让他们面对几乎必定会有的严厉徒刑，可能还有酷刑。
据朝鲜人权委员会(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North Korea)称，中国已强行驱逐了数万名朝鲜人——这是在没有可用数据的情况下做出的保守估计——并且对在中国境内抓捕脱北者的朝鲜特务视而不见。
总计大约有3万名朝鲜人成功抵达韩国，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免费住房和平价的医疗保健，他们还能接受培训，以应对残酷的就业市场。
然而，自从金正恩在2011年成为朝鲜的最高领导人之后，这段路途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去年，只有1127名朝鲜人抵达韩国，这仅是他上任之前每年统计数字的三分之一。
尽管中国签署了1951年的联合国公约，承诺不把难民遣返回将会迫害他们的国家，但它依然在驱逐朝鲜人。美国、欧盟、韩国和联合国经常要求中国停止遣返脱北者，认为他们是政治难民。
中国对此置若罔闻。中国表示，它认为那些朝鲜人不是政治难民，而是寻找工作的经济移民。中国还表示，把他们送回去是因为担心，萧条的东北地区会因外来人口的涌入而变得不稳定。
意料之外的搭载者
接到妹妹的电话后，崔女士和她的外甥女开始安排秘密的陆路行程。
她们很快就遇到了麻烦。逃离的人数比她们预料的要多。除了她妹妹和28岁的外甥，她外甥的女朋友以及他的两个朋友也要跟他们一起走。
现在，他们五个人要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穿过中国。
崔女士外甥的另一位朋友。 Agnes Lee
崔女士外甥的一名朋友。 Agnes Lee
崔女士外甥的年近30岁的女朋友，这张画也是根据她和一群人越境进入中国后的最后一张照片绘制的。 Agnes Lee
崔女士和她的外甥女给一名受雇安排逃亡事宜的韩国男子打了电话。这名男子相当于偷渡行业里的中间人，他曾在五年前局势不这么紧张的时候安排她外甥女逃出朝鲜。
“去找那个司机，”她的外甥女对那名男子说。
为了镇定下来，她外甥女给自己的基督教牧师发了一条短信，让他在周五晚的礼拜中读给大家听。会众大多是富裕的韩国人，对他们中间较贫穷的朝鲜人态度比较冷淡。“请为我家人的平安祈祷，”短信写道。
被遣返的朝鲜叛逃者可能面临酷刑。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崔女士在自己的小公寓里来回踱步。她想起了去年春天她接到的妹妹的电话。妹妹住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她爬到小镇边缘的一棵树上打电话才没被抓到。
妹妹说，一定要确保计划顺利进行。帮我安排好行程。
最重要的是，崔女士还记得妹妹的警告。她宁愿自杀也不愿被送回去。
中国的危险
他们五人选择逃往中国的时间也许再糟不过了。
中国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时刻都在寻找从朝鲜叛逃的人。由于对韩国部署简称“萨德”(Thaad)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很恼火，中国想通过抓住最终投奔韩国的脱北者来激怒韩国新上台的文在寅政府。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进行一场反腐运动，这让中国官员不太愿意接受掮客提供的贿赂，让他们释放在边境抓到的朝鲜人。
中国似乎也让朝鲜的安全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在东北地区搜寻脱北者，把他们押解回国。
是否能进入韩国，取决于掮客的技巧和可靠性。
崔女士和她的外甥女向掮客支付了1.3万美元的预付款，其中大部分是卖掉外甥女的首尔公寓所得。如果这五人能安全到达韩国，她们将需要给掮客更多的钱。
崔女士雇来的掮客不仅对这项工作有点生疏，而且很贪婪。
随着脱北风险的增加，掮客收取的费用也在增加。
16年前，一位名叫徐载坪(Seo Jae-pyoung)的朝鲜年轻男子穿越边境进入中国时，他只需付给朝鲜士兵相当于10美元的钱，就可让士兵网开一面。
徐载坪现任首尔的脱北者协会(Association of North Korean Defectors)会长，他说，如今掮客们收的钱要高得多，尽管他们的失败率也在上升。
他说，最好的掮客是那些住在首尔的、仍与朝鲜保持联系、手里掌握着中国司机名单的脱北者。
一个优秀的掮客应该知道如何找到被中国人抓起来的朝鲜人，并让他们获释。徐载坪说，获取被拘捕者姓名、年龄、被捕日期等基本信息的现行费率，是向中国官员赠送一款价值1000美元的三星智能手机，或者一套昂贵的韩国化妆品。
要让被抓的朝鲜人获释，则需要更多的费用，这在目前的气氛下不大可能，他说。
崔女士和她外甥女雇来的掮客不仅对这项工作有点生疏，而且很贪婪。他没有亲自安排崔女士妹妹的旅行，而是将工作转包给了一个住在首尔、和一名中国男子结了婚的朝鲜女子；她的丈夫转而雇了一名在中国的亲戚，在五人小组偷渡过境后，开一辆面包车去接他们。
那个亲戚随后应该把他们送到中国东北的城市沈阳，脱北者在投奔韩国前经常以沈阳为基地。
在边境迷路
一群人迷失在了树林里，饥寒交迫。 Agnes Lee
鸭绿江是中国和朝鲜的分界线。在朝鲜边境小镇惠山市，两岸的距离窄到像一条丝带。
河的水位在夏天很低。崔女士妹妹一行涉水过河时，水深只有他们小腿的高度。那是在傍晚。
过了河后，他们在森林里迷路了。
他们在中国东部荒野、也就是长白镇以北的山里转来转去走了两天，寻找那个司机。
他们的身后，是朝鲜确定无疑的惩罚；他们的前方，是广阔的中国，以及他们自己的不确定的未来。
崔女士的外甥每隔几个小时就打电话到她在首尔的公寓。“车在哪里？”他央求地问道。他们又冷又饿，他说。
“我们已有死的准备，”外甥有一次在电话中这样说。他说，他们是带着毒药上路的，并做好了服毒的准备。
“我们已有死的准备，”崔女士28岁的外甥在电话中告诉她。 Agnes Lee
崔女士相信妹妹把鸦片藏在了衣服里。鸦片在朝鲜很常见，崔女士说那里罂粟到处可见。小剂量的鸦片常被用来治疗感冒。大剂量的鸦片是致命的，人们用它来自杀。
在电话中，她的妹妹曾提到，2015年被拘留三个月时挨过打。如果她的妹妹这次被送回朝鲜的话，等待她的惩罚将是不可想象的。
在首尔，崔女士和她的外甥女都急疯了。“我们什么都没吃，也没有喝任何东西，”她说。
鸦片在朝鲜很常见，崔女士说那里罂粟到处可见。
那几个朝鲜人最后终于走出了森林。司机于凌晨两点在长白山下找到了他们。
她的外甥打来电话。“我们得救啦。我们能活下去了，”他说。
司机发来的照片显示，那五个人疲惫地蜷缩在一辆面包车里：她的妹妹，妹妹短发下那张心形的脸上有微微皱起的眉头；她28岁的外甥，脸上带着困惑的表情，穿着一件棕色夹克；还有她外甥的女朋友，和他年龄相仿，长长的头发，歪坐在汽车座椅上，眼睛盯着镜头；再就是两个年近30的朋友，穿着深色的衣服。
在面包车开往沈阳途中，他们兴奋地在电话里聊天，但司机要求首尔的女子不要再打电话。他们的通话可能受到中国监听设备的跟踪。来自这组人的最后一句话是在上午10点，当他们接近目的地的时候。
然后就音信全无。
集体失踪
起初，首尔的掮客和转包了他的生意的那个朝鲜女人无法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正在找他们，”那个女人用敷衍的语气告诉崔女士。
不久，那女人提供了一个解释：五人被劫为人质了。徐载坪说，这种说法是掮客们从焦虑的亲属身上榨取更多金钱的常用手段。
几天后，她的说法变了：“他们肯定是被捕了。”
要让他们获释就需要更多的钱。
于是这个转包商拿着一大笔现金，跳上一架飞往长白的飞机，她认为几个人正被关押在那里。
崔女士的外甥女很不安，她也想去，但崔女士让她留下。“你想死在中国吗？”
她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一幅标语，请求韩国政府帮助寻找她的母亲和兄弟。
然而她的外甥女接受了一位牧师的建议，在首尔总统府青瓦台之外独自一人举行了一场公共守夜活动。
为防被朝鲜特工认出，她把染成金色的头发在头顶盘成发髻，还戴了大号太阳镜。她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一幅标语，请求韩国政府帮助寻找她的母亲和兄弟。
在中国寻找这群人的朝鲜女人空手而归。她说，一个中国官员告诉她，再多的钱也没法搞到这群失踪者的消息。她还说，另一个官员告诉她，他们已经死了。
这辆面包车的中国司机遭到逮捕，几天后获得释放。他告诉现居首尔、曾经接受过他服务的一个朝鲜人说，这五人已经死了，但他没有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崔女士的外甥女转而努力与西方驻首尔使馆联系寻求帮助。她还多次与韩国外交部会面。
来自朝鲜的消息说，五人的照片出现在他们家乡的市政布告栏上——这表明他们已经死亡。镇上的一个线人告诉转包人，崔女士的外甥在照片中看上去像是曾经遭受殴打。线人说，当地官员已经召集居民举行灌输教育会，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试图叛逃，也会遭到死亡的下场。
脱北者圈子里有传闻说，五具尸体已被送回朝鲜。但没有具体的证据，没有尸体的照片。
未解之谜
朝鲜脱北者在中国被捕的困境一直是韩国的热门话题，部分原因在于，根据韩国宪法，朝鲜人也被视为韩国公民。
一些从中国逃离的人指责文在寅总统为同北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无视中国对脱北者的打击。
韩国外交部表示，已向中国询问了崔女士的妹妹及其四名同伴的命运。对于这样的征询，中国有时会悄悄做出回应，释放那些脱北者；更常见的是情况是完全没有回答。这一次，中国没有答复有关这五人的情况。
韩国官员说，这一事件很不寻常。通常情况下，他们可以发现脱北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消息来源有很多——他们自己的情报人员、中国官员、以及任何从朝鲜流出的消息，比如带有照片的报道。
在被问及这起事件时，中国外交部重申了基本原则：中国将脱北者视为非法移民，他们将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律处理这一问题，有时也会有人道主义考虑。
崔女士责备自己没有制定更好的逃生计划。
一名外交部高官拒绝接受失踪五人照片的复印件，并拒绝向中朝边境的中国拘留中心询问他们的情况。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说，它所获得的极少量信息表明五人已经自杀身亡。但是一位发言人说，他们没有确切的证据。
“遭遣返的脱北者会经历极端残酷的审讯和殴打，这种恐惧一直在延续，”该组织亚洲分部副主任菲尔·罗伯逊(Phil Robertson)说。“他们将面临多年强迫劳动，这种可能性显然令人绝望，导致一些人考虑自杀。”
崔女士总是身穿品味高雅的外套和熨烫平整的长裤，她责备自己没有制定更好的逃生计划。妹妹十年前帮她逃出了朝鲜。她为什么没有成功报答妹妹？
她的情绪起伏不定，脸上充满愤怒和悲伤。她担心妹妹要么死了，要么遭到残酷的对待。她很可能再也见不到妹妹了，这个想法沉重地压在她的心头。
“当初掮客的费用很便宜，我也成功逃出来了，”她坐在首尔郊区她公寓附近的公园长椅上说。“现在我想：‘为什么现在要脱北那么难，他们还试图离开？’”
她认为发生了什么？
“我和外甥女都觉得妹妹和她儿子自杀了，”她说。“但我们不清楚是不是五个人都自杀了。”
Jane Perlez自北京和首尔、Su-Hyun Lee自首尔报道。
Jane Perlez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她曾任时报驻肯尼亚、波兰、奥地利、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分社的社长。她也是《纽约时报》2009年因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报道赢得普利策奖的获奖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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