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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美国大型投资公司黑石集团的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与中国首脑具有密切关系。
在去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会议）和今年1月的会议上，分别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习近平主席的经济顾问刘鹤讨论了中美关系。
即使是施瓦茨曼这样的亲华派，也对中美之间的不均衡问题持严厉态度。“中国的关税高达美国的数倍，存在拒绝外国投资的领域。同时还在侵犯知识产权。没理由不发展为问题”，施瓦茨曼1月底如此强调。
美国总统特朗普犹如听到了施瓦茨曼的不满一样，开始“敲打中国”。提出了针对中国的钢铁和铝的进口限制，作为对知识产权权侵害的制裁，正在讨论以广泛领域的中国产品为对象的巨额追加关税。
美国增加的关税或将以从中国进口方面居前列的通信等高科技产品为对象。如果被期待为增长源泉的行业的收益、收入和就业受到威胁，有可能影响中国领导层担心的社会稳定。
中国是否有能力承受来自美国的逆风呢？中国经济今年仍有望增长6.5%，但在背后，潜藏着企业和地方政府膨胀的债务等增长扭曲导致的各种泡沫。
其中危险的是“基金泡沫”。在中国，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推出了被称为“资产管理产品”的基金，从个人手中筹集资金加以投资。银行等推出的是有名的“理财产品”，但其他产品也因资金过剩而激增。据麦肯锡公司（McKinsey&Company）统计，2012年仅为28万亿元的余额，到2016年增至114万亿元，与传统的贷款并驾齐驱。
问题在于不了解投资对象，也就是风险所在这一点。据称资金正在流向无法从政府加强监管的银行获得贷款的领域。有说法认为，基金的3成投资于其他基金。至今各金融机构的监管机构不同，当局或许也无法掌握全貌。
企业倒闭等导致的投资坏账正在发生，如果趋势扩大，可能发生亏本和资金撤出的连锁反应。推出相关产品的金融机构如果填补亏空，将导致自己的信用降低，面临资金周转恶化。这就是金融系统危机。
希望大家回忆一下成为雷曼危机导火索的次贷（面向信用等级低的个人的住房贷款）危机。问题不仅在于次贷，还在于纳入次贷的证券化商品整体被怀疑为“毒包子”，进而失去信用，结果日趋严重。正因为不知道风险所在，资金明显退缩。
中国政府2017年开始限制对其他基金的投资，表明了加强风险管理的方针。日前提出合并银行和保险的监管机构，就是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感到了警惕。
如果考虑到这种脆弱性，犹如急切盼望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股票市场的现象也将容易理解。深圳创新型企业市场“创业板”指数开始大幅上涨。
政府正在推动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新兴高科技企业回归。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决定推出面向外国上市企业的中国股票存托凭证（CDR），不少企业经营者也相继对采用CDR显示出积极姿态。
投资者应该是嗅到了“让国民分享高科技企业增长果实”这一领导层的意图。国内投资者目前无法轻松购买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和百度等成长股股票，但如果这些股票回归，就可以购买了。中国独角兽（企业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企业）超过60家，在数量上占世界3成，今后也将在本土上市，新兴市场或将日趋兴旺。
为何现在需要这样的措施呢？与勉强承受住泡沫破裂的日本相比，中国的家庭没有积蓄金融资产，养老金等制度仍不完善。如果股价走高能提升家庭持有资产的价值，就可以尽可能提高冲击袭来之际的承受力——中国领导层似乎这样描绘了软着陆前景。
说起美国敲打中国，现在对美国从1980年代开始的“敲打日本”进行回顾颇有意义。
当时担心对日贸易逆差扩大的美国，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和日元升值。日本虽然降低了利息，刺激了经济，但这也造成了历史性的资产泡沫。
美国在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后也迫使日本扩大进口，并持续对日本施压，以减少对日逆差。“当时美国认为日本的经济比实际要强很多”，克林顿总统的助理，负责对日谈判的Bowman Cutter现在承认当初施压的前提存在误判。
中国肯定研究了日本因美国施压而被摆布的经验。现在，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对特朗普说：本来就因经济泡沫而陷入要实现软着陆的苦战中，美国就别再来新的冲击了。
正因为如此，中国将强烈反抗美国的攻势。这种姿态乍看似乎很顺利，但实际上这也是反映中国经济走钢丝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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