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人论坛 工人阶级的忧伤
日本 - 作者吴晓波，19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全国青年领袖"。吴晓波的作品看过《我的诗篇》，还有就是这一篇了。
评论
在中国，工人阶级曾一度占据领袖阶层。在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王洪文失宠之后其境遇便每况愈下。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国企破产倒闭转卖，近2000万人下岗，多少人沦落为城市贫民。当年我的同学东哥在消防三角地的寒风中卖烟的情景历历在目，一位小学女同学离异后生活无着，在溪湖民族剧场舞厅陪舞，所有的家当只是一个黄书包里的洗漱用品，道别后禁不住失声痛哭。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人阶级是最勤劳、最辛苦的阶级，为新中国的建设付出了一代人努力，当年工厂里懒汉为人所不齿，也只是极少数。所以公有制绝非是造成国企陷入僵局的原因。1978年之后，逐步放开企业领导人的权力，再拉开拉大领导者和职工的收入水平，企业工会成为摆设或附属品，已经不可能像上一代一样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与管理。当一个企业领导人权力最大化后可能发生什么？就这样，大部分国企除了巨型央企，被改革家们置于死地。
他们主张的私有化是“个人“的私有化。吴晓波在本文中提到过：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面对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这种想法无异于镜花水月。秦晖曾经说：国企应该私有化、但是应该公平私有化。但即便是公平私有化，那工人阶级之后的命运又将去向何方？
我他母亲地不知道，大概就像现在这样！
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吴晓波
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
南方地区因为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 “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抛弃的工人阶级。
当时，下岗情况最严峻的正是《钢的琴》的故事发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国老大”之称的辽宁省。2002年，我曾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从日据年代就开始建设，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援建的 “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铁西。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铁西区江河日下，成了下岗重灾区。我去调研一周，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其中听到的两则真实故事如下：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帐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是的。都过去了。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两千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评论
看看中国的农民，工人就别无病呻吟了！
评论
工人得为国家想啊
评论
这个没办法的。
社会都是在变的。
不能适应的，就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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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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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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